清光绪年间，甘肃河州，天干地裂，旱情连年，民心动荡，城里人说“板柜里没面了，牲口

清光绪年间，甘肃河州，天干地裂，旱情连年，民心动荡，城里人说“板柜里没面了，牲口槽里没草了”，话音一落，西北草原上几十个回民乡村就同时点了火。

人们举着自制的铁铲、大刀，从山上冲下来，围攻衙门、烧毁牌坊，有人说是教派闹事，有人说是汉人挑事，可真相比这些简单说法要复杂得多。

河州地界原是回汉杂居之地，向来不太平，清廷把这地当作边陲处理，派兵屯守、划地而治。

可问题是，这些兵不是来护民的，而是来收税、查教门的，乾隆时起，朝廷怕回民造反，就定下一条：“三名以上回民持兵器者，罪加一等。”这种连坐制，等于直接剥了回民的防身权。

再加上税负繁重，田亩还要交厘谷，百分之一二的额外加征，很多回民根本活不下去。

尤其循化厅一带，回民年年种地，年年欠税，乾隆三十九年，实在撑不住了，一夜间就炸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跟清军对上了。

打是打不过的，清军虽烂，官却心狠。朝廷不仅动用正兵，还放手给地方绿营和门宦势力。

所谓“以回制回”，说得好听是内部调解，说白了就是利用教派分裂，制造内斗。

西北回教分为新教旧教。新教是哲合忍耶派，主张教义改革，旧教是虎菲耶派，死守传统礼制。

为了个头巾怎么绑、胡子该不该留，能斗几十年。

清廷就故意扶持旧教，帮他们打压新教，特别是花寺门宦，明里暗里都得朝廷好处，拿着兵器横行地方。

光绪十七年，河湟一带大旱，十里无青苗，村里饿得只剩树皮草根，回民抢粮汉人地里，汉人堵路不让水渠进村，两边你来我往，结下死仇。

到光绪十九年，火药味浓了，镇上巡防营抓了个新教徒，说他图谋造反，没审就直接斩了。

消息传出去，十里八乡的教民当夜举义，马永琳带人烧了拱北门楼，故意留下一块汉人衣裳，假造是汉人烧庙嫁祸。

全城震动，汉人纷纷举兵自卫，事态一下子从教派冲突演成民族仇杀。

地方官怕出事，赶紧调兵，但那会儿清廷正调甘军往天津应付东南局势，西北几乎空防。

河州镇总兵汤彦和急忙带三百人往杉木庄压阵，结果在山口遇伏，全军覆没。

西宁镇的邓增也没好下场，刚过戈什滩就被回军截了粮道，死守三日，全营崩散。

这下可炸了锅，朝廷没了兵，只好下令花寺门宦出人支援旧教武装，指望他们平事。

可这批门宦眼里只有教门和私利，拿着官银养兵，转手就去剿新教，回教内部先打起来了。

临潼那边也不安稳，汉民村子嫌回民牲口偷吃庄稼，把人打了，回民找县令仉印垣告状，结果不但不理，还命人把告状的几个回民杖责一顿。

人心彻底寒了。没过几日，回民联合新教信众，从山后绕进县城，夜袭县衙，仉印垣吓得跳墙跑，被乱刀砍死在城外沟里。

这场动乱不光是打，还是逃，回民被清军追剿时，往东躲到宁夏，往南逃入四川，很多妇孺拖家带口死在荒山里。

清军事后清算得狠，凡是参与的村子，不分老幼，全村抄斩，连没参战的村庄，只要有个远房亲戚牵连，也得流放。

定西、平凉、甚至西海固都成了回民流放地，这种流动，悄悄地改变了整个西北的人口结构，有的地方从回民村变成汉人镇，有的地方则彻底变成孤村空壤。

最凶的一次，当属同治年间的陕甘大乱，那次死的人多到不可想象，官方记载说陕甘汉人死者约2000万，这个数字争议很大，但流血程度可见一斑。

马化龙、马占鳌这些人，本是乡间教头，被逼上梁山后，摇身变成大将军，甚至有的还被朝廷招安。

马化龙后来投降，送到新疆做了提督，而马占鳌却被疑反叛，押去京师问斩，首级传首三省，尸骨无存。

动乱一个接一个，代际的仇恨也越结越深，清廷试图用“以教制教”“以回制回”的老办法压住不稳，却反把裂缝撕得更大。

每次起义之后，都是大屠杀，回民怕了，开始闭门谢客，不再让孩子读汉书、不再与外族通婚，人与人之间的墙越来越厚。

这些事，到了民国也没完全停下，教派还在争，税负更重了，地也更少了。

河州的老人讲，那年回民村被剿之后，村口贴了十几张“贼民名单”，上面写的名字，有的才十三岁。

人们把这叫“吃回乱的亏”，有人说回民好斗，有人说是天命动荡，但真要问根，还是因为那时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没把这片土地当作人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