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
1982年，北京工业学院笼罩在悲痛之中：教师陈掖贤，这位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赵一曼之子，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噩耗传来，师生员工无不震惊惋惜，唏嘘之声不绝于耳。有人感叹，若赵一曼泉下有知，该是何等心碎。
陈掖贤的办公桌，整洁如旧：教案、教材、一个冰冷的保温杯，无声诉说着他曾经的辛勤付出。同事们回忆起他，总是独自一人，沉默寡言，课堂上讲完课便匆匆离去，教研室会议上也总是默默地做笔记，从不主动发言。
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愈发孤僻。除了必要的教学工作，他几乎与世隔绝，很少出门。邻居们偶尔看见他独自去小店买酒，然后便消失好几天。楼道里偶尔传来他房间里的脚步声，却再也没有听到他与家人说话的声音。
酒精成了他生活的支柱。同事们无意中发现，他的抽屉里总是放着酒瓶。有人好心劝他少喝点，他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大家看在眼里，却也无力改变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酒精的麻醉中寻求慰藉。
临终的那个学期，他的教学工作漏洞百出：经常迟到，甚至忘记上课。学生们发现，往日认真负责的老师变得心不在焉，课堂上内容重复或缺失。学校领导也注意到了，多次找他谈话，但收效甚微。
他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一个旧皮夹，里面装着母亲赵一曼就义前写给他的信——那是他最宝贵的遗物，却也成了他难以承受的精神重担。同事们后来回忆，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反复摩挲着这封信，神情凝重。
陈掖贤的精神状态日渐恶化，他频繁请假，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同事们几次家访，都吃了闭门羹。即使有人进了他的家门，看到的也是一片凌乱：散落的酒瓶，堆积如山的报纸，布满灰尘的餐桌……一切，都显示出这里很久没有人好好整理过了。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选择了结束生命。遗体被发现时，母亲的遗书还在床头。消息传出，人们都在猜测，这位英雄的后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会走上绝路。赵一曼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她的儿子，却在生活的困境中迷失了方向。
要理解陈掖贤的人生悲剧，必须回到1936年。临刑前，赵一曼写下感人肺腑的遗书，寄托了对年幼儿子的殷切希望，期盼他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年幼的陈掖贤，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
陈掖贤童年在武汉度过，因革命需要，赵一曼忍痛将他托付给兄长抚养。在大伯家，他性格孤僻，很少与同龄人玩耍，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
直到解放后，他才得知自己的身世。当工作人员将母亲的遗书和烈士证明交给他时，他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抚恤金，认为接受这笔钱是对母亲牺牲的亵渎。为了纪念母亲，他在手臂上刻上了“赵一曼”三个字，以此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凭借努力，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他获得外交工作的机会，本应前途无量。他天生的孤僻性格却成了事业的阻碍，最终转入北京工业学院任教。
在北京工业学院，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转折点——学生张友莲。两人相爱结婚，但婚后生活并不如意，性格差异成为婚姻的巨大考验。张友莲抱怨他的沉默寡言，而他却无法改变自己。
除了性格不合，经济压力也日益增大。他的收入不高，生活又大手大脚，常常入不敷出，再加上女儿的出生，生活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最终，张友莲选择离开，婚姻走向尽头。
虽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们复合，但陈掖贤的精神状态并未好转。即使有了第二个女儿，家庭依然笼罩在阴霾之中。当时正值自然灾害，生活更加艰难，张友莲产后卧病在床，雪上加霜。
陈父陈达邦送来粮票肉票，本是雪中送炭，却加重了陈掖贤的心理负担。他觉得愧对母亲的牺牲，从此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包括姑姑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