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马占山宣布向日本投降，顿时国内上下一片哗然，讨伐声不绝于耳，然而在受降仪式上，马占山竟以不识字为由，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信源：《马占山将军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至七章；吉林省档案馆藏伪满时期日伪往来公文档案J033-1-0212至J033-1-0238卷宗） 马占山，字秀芳，原是清末奉军中的一员，出身绿林，好打不平，常在民间行侠仗义，因此在地方上颇有声望。 年轻时，他因胆识过人、嫉恶如仇，被地方武装吸纳，进入奉军担任哨长一职。 一次剿匪任务中，他身先士卒、智勇双全，不仅成功捣毁匪巢，还救下了数名被掳村民，受到上级赏识，从此逐步升迁。 清末政局动荡，军阀割据，马占山凭着一身本事和江湖义气，很快在奉系军中脱颖而出，被提拔为营长，驻守边疆要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垮台，北洋政府建立。马占山审时度势，主动与北洋政府接洽，顺势转投其麾下。他曾对部下说：“改朝换代，我辈当以护国安民为任。”此举使他在新政权中获得信任。 随后，他被派往东北，历任吉林、黑龙江等地要职，主持边防事务。由于他熟悉地方势力，又能以武威安民、以诚服人，很快便稳定了地方局势。 在东北任职期间，马占山并未忘记自己的草根出身，常在官署中接见百姓，为民伸冤。他整顿军纪、清除腐败，深得民心，也为他日后抗日斗争赢得了广泛基础。 虽然身在官场，但他依然保持简朴作风，不与权贵交往，不谋私利，被百姓称为“马青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迅速控制辽沈地区，并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军意图迅速解决黑龙江问题，便设法诱降马占山。 但这位“草莽将军”并不买账。他在1931年底的江桥抗战中，率部与装备精良的关东军激战，虽寡不敌众，仍一度击毁日军装甲列车，轰动全国。他的义举感动四方，迅速成为抗日象征。 然则孤军无援，弹尽粮绝，民间支援有限，中央远在南方无法驰援。马占山在现实压力下不得不作出一个惊人决定：“诈降”。 他向日方传达意愿，表示愿意接受伪满安排，担任“黑龙江省伪省长”，以图安定地方。 但私下，他却继续暗中组织抗日武装，将可靠部属分散隐于民间，建立地下交通线。他在名义上是省长，实际上却操纵着一整套抗日网络。 日本人虽表面接受马占山的“投诚”，但仍心存戒备，因此要求他必须签署《归顺协议》，并在多次公开场合宣誓效忠“伪满洲国”。 马占山在每次被催促签字时，便装作羞涩搔头，一如既往地笑道：“俺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签不了，要文书写。” 日方一再催促，他就一再推托，这场“谎言游戏”竟维持了近一年。日军参谋部的档案甚至记下：“其拒签理由已重复十七次。” 而这份本应正式定案的《归顺协议》从始至终，仍是一张空白纸。 有人说他是耍无赖，他却说：“不落笔，就是不归顺。” 在这段“伪省长”生涯中，马占山并未懈怠。他利用职权为地下抗日组织提供掩护，将物资悄悄送往北满义勇军，并以官员身份掩护大批军人退入深山，组织游击。 他与抗日英雄赵尚志等人联系密切，多次暗中传递情报。 1933年，他终因拒绝配合伪政权，被迫“辞职”出逃。当时他随身只带了几件旧衣和一个口袋。口袋中，藏着当初日本人送的那份伪委任状。 他一直未扔，他说：“我要留着，给后人看看，这纸是耻辱，我留着，是怕他们忘了这段血与泪。” 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占山继续活动于西北抗战前线，曾任西北抗日先遣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给予他极高评价，他虽出身绿林，却一生清廉耿直，从不谋私。 1950年代，一位老记者采访他时提到那段“伪省长”岁月，问他是否后悔假意投降。马占山冷静答道： “打不过不等于服了，假降不等于变节。人得活着，才有机会反抗。我只在心里跪过祖宗，从没向小鬼子点头哈腰过！” 晚年他将那张“空白协议”和伪委任状捐给博物馆，叮嘱写明出处：“此为抗战之耻，也是中华不屈之证。” 马占山，这位顶着“投降派”骂名，却用智慧守护抗战火种的“绿林将军”，在国家危难之时，用一场“诈降”的苦肉计，换来时间、空间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