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宜宾的一个旧货摊上，童第周拿出好容易凑齐的6万元，却被摊主拒绝：“涨

1941年，宜宾的一个旧货摊上，童第周拿出好容易凑齐的6万元，却被摊主拒绝：“涨价了，现在6万5了！” 那年春天的宜宾街头，一位清瘦的学者在旧货摊前反复摩挲着台德国造显微镜，这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克隆之父"的童第周教授，此刻正经历着人生最艰难的选择。 眼前这台价值六万五千元的显微镜，相当于普通教师五年的工资，而他和妻子连最后一件值钱的首饰都变卖了。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物价飞涨如同脱缰野马。 童第周任教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已搬迁到成都华西坝，实验室里连最基本的玻璃器皿都凑不齐。 他带着学生用竹片制作解剖工具，拿煤油灯替代酒精灯，唯独显微镜这种精密仪器无法替代。 当听说宜宾码头有台二手显微镜要出手，这位平日连新衬衫都舍不得买的教授，硬是咬牙凑了六万块积蓄。 旧货摊主临时涨价的举动，折射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据中央研究院1942年统计，大学教授实际收入比战前缩水九成，许多人要靠兼职糊口。 童第周妻子叶毓芬变卖嫁妆时，当铺老板都摇头说这些首饰如今换不来几斗米。 他们租住在成都郊外的茅草房里，雨天要用脸盆接屋顶漏下的雨水，但为了科研连这样的栖身之所都差点抵押出去。 这场显微镜风波最终以特殊方式收场，童第周抱着仪器夺路而逃时，身后摊主的叫骂声里还夹杂着围观群众的议论。 有位穿长衫的老者感慨："这些读书人真是痴，有这钱不如囤几担米实在。"这话倒也不假，当时成都黑市米价每石突破千元，很多人家连稀粥都喝不上。 但没人知道，这台显微镜后来孵化了中国最早的克隆技术研究。 童第周早年在比利时留学的经历，为他埋下了科研报国的种子。 1930年他考取公费留学时，欧洲生物学界正兴起胚胎移植研究，在布鲁塞尔大学实验室，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用自制工具完成了难度极高的青蛙卵膜剥离实验，让那些曾嘲笑他"拿筷子手做不了显微手术"的洋教授们刮目相看。 1934年发表在国际胚胎学杂志的论文，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 带着满腹学识回国的科学家，面对的却是破碎的山河，1937年淞沪会战后，中央大学被迫西迁，童第周带着显微镜在轰炸中辗转五省。 有次敌机临空，他抱着仪器滚进稻田，宁可全身沾满泥浆也要护住镜片，在重庆沙坪坝临时校舍，他用竹篾编成遮光罩，拿毛笔蘸墨汁在玻璃片上画刻度，硬是把农家土屋改造成简易实验室。 这台来之不易的显微镜，见证了童第周团队无数个不眠之夜，1943年冬天，他们在没有恒温设备的条件下，成功完成世界首例鱼类胚胎移植实验。 由于战时国际学术交流中断，这项早于英国克隆羊多利半个世纪的成果，直到1978年才被世界知晓。 当年实验记录本上还留着叶毓芬的笔迹："腊月廿三，购灯油二斤，童兄彻夜未归。" 新中国成立后，这台老显微镜被送进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童第周的学生回忆，即便有了进口设备，老师仍时常擦拭这台旧仪器。 1973年，正是在它的帮助下，童第周团队成功克隆出第一条亚洲鲤鱼，这项被写进教科书的成就背后，是三十年前那场街头"抢"显微镜的往事。 如今在中国科技馆里，这台编号001的文物级显微镜，金属支架上仍留有主人常年握持的磨痕。 信息来源： 中国科学院官网《童第周院士生平》 国家档案局《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史料汇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青岛海洋研究所《童第周工作日志（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