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张玉良13岁被亲舅卖到青楼，管事儿嫌她丑：“人你带回去吧，她吃不了这碗饭，小眼睛、厚嘴唇，大鼻子，这底子怎么也长不成美人。”不料张玉良扑通下跪：求求您，收下我吧。 1908年，一个叫张玉良的十三岁女孩被亲舅舅王阿大用两担米的价钱卖进了芜湖怡春院。管事一见她就皱眉，嫌她眼睛小、嘴唇厚、鼻子大，断定她吃不了青楼这碗饭，挥手让舅舅把人领回去。 谁也没想到，这瘦小的姑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留下自己——对她而言，妓院竟比那个把她当货物卖掉的舅舅家更像条活路。 一脚踏进怡春院，潘玉良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人间地狱。逃跑成了她唯一的念头。据她后来回忆，短短几年间她跑了不下五十次。 每一次被抓回来，等待她的都是劈头盖脸的毒打，胳膊腿上常年布满青紫的伤痕。逃不掉，她就求死，跳河、上吊，可每一次都被看守的人硬生生救回来。整整三年，她像困在笼子里的鸟，翅膀一次次被折断。 命运的转机在她十七岁那年悄然降临，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偶然听到她唱的一曲《卜算子》，那歌声里透出的坚韧打动了他。 潘赞化变卖了自己珍藏的古董，又四处筹借，最终凑足一万块大洋，替张玉良赎了身。没有热闹的排场，婚礼那天，只有潘赞化的老同学陈独秀一个宾客。 潘赞化给张玉良买了条素雅的白色法式长裙，自己穿上笔挺的黑色西装，两人在照相馆郑重地拍下结婚照。新婚夜里，张玉良泪流不止。 她想起在怡春院那些非人的折磨，最狠毒的一招叫“打猫不打人”——把受惊的猫塞进她裤裆里，捆紧双腿，再用鸡毛掸子狠狠抽打那可怜的猫。猫为了逃命，在她身上疯狂抓挠，留下满身血痕。 此刻，她对着丈夫郑重起誓：“从今往后，世上没有张玉良了，只有潘玉良。” 潘玉良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她如饥似渴地跟着潘赞化学认字、读书。当潘赞化发现她对画画流露出浓厚兴趣时，立刻请来了画家洪野先生做她的启蒙老师。 潘玉良的绘画天赋像被点燃的火种，进步神速。一年后，她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国内美术界刚开始引入人体写生，模特极其稀缺。 为了练习，潘玉良关上画室的门，对着镜子，一笔一画地描绘自己赤裸的身体。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人体结构，她甚至冒险躲进公共浴室的角落，偷偷临摹沐浴的人体。 纸终究包不住火，事情败露后，辱骂像潮水般涌来，同学们也纷纷孤立她，拒绝与她同堂上课。 校长刘海粟得知后，既感慨她的执着，也看到了国内环境的局限，语重心长地建议她：“潘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发展阻力太大，毕业后争取去法国深造吧，我替你找位法语老师。” 在潘赞化毫无保留的支持下，潘玉良踏上了远赴法国的求学之路。 1923年，潘玉良凭借扎实的功底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据该校档案记载），与日后声名显赫的徐悲鸿成了同窗。 在艺术之都巴黎，她如鱼得水，潜心钻研整整八年。学成归国后，上海美专向她敞开大门，中央国立美术学院（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也聘请她担任教授。 在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一位名叫王守义的华人走进了她的生活。王守义比潘玉良小十二岁，早年在巴黎辛苦打拼，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后来终于攒下些积蓄，在巴黎近郊开了家名为“东方饭店”的中餐馆。 1938年初，潘玉良在去画展的路上，惊闻南京沦陷的噩耗。她猛然想起，丈夫潘赞化似乎很久没有来信了，连生活费也断了。 此时，曾向她请教过绘画的王守义，得知她生活陷入困境，便时常介绍些绘画或雕塑的工作给她，默默接济。朝夕相处中，王守义对这位坚韧的女画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然而，潘玉良的心始终牢牢系在远方的潘赞化身上。 她坦诚地告诉王守义：“赞化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我虽不在他身边，但总有一天，我要回去。” 王守义理解并尊重她的选择，将这份感情深埋心底，转而成为她后半生最忠诚的朋友和支持者。 1959年，潘玉良的艺术成就登上了新的高峰。巴黎大学将具有悠久历史的“多尔利奖”破天荒地授予了这位中国女画家。 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上，巴黎市市长亲自将银盾、奖章、奖状和一枚星型佩章授予潘玉良。这份殊荣，是对她漂泊半生、执着艺术的最大肯定。 然而，巨大的荣耀背后，是无人知晓的锥心之痛。就在这一年，远在中国的潘赞化已在安徽老家病逝。身处巴黎的潘玉良，直到两年后才辗转得知这个让她肝肠寸断的消息。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巴黎溘然长逝。 这位一生坎坷又无比倔强的女画家，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了清晰的嘱托：第一，入殓时务必为她穿上中国旗袍，她要作为一个中国女人长眠；第二，将潘赞化当年所赠的项链和那枚珍贵的怀表，交还给潘家的后人；第三，她耗尽心血创作的所有艺术作品，终有一天，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