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台北城下着闷热的雨，钟浩东被一群人强行带走，他刚刚从印刷机房出来，还没来得及关掉那台日制印刷机，桌上还摊着一份油墨未干的《光明报》，谁都没想到，那个身兼校长、地下党书记和报纸编辑的男人，正好站在命运最锋利的刀刃上。
钟浩东，1915年生，原本是国立中山大学的高材生，抗战时曾在重庆中共外围组织工作，后转为正式党员。
1946年接到任务，他以教师的身份返回台湾，表面是基隆中学校长，实则是中共地下党在基隆的负责人。
他掌握宣传、组织、联络三条线，最核心的工作是办《光明报》，这是中共台湾地下组织最重要的宣传渠道之一。
报纸用铅字排版，手工印刷，每一期都得在深夜偷偷赶工，印出来后，他亲自送给学生、工人，还有潜伏的基层干部。
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腐败，鼓动工人组织罢工，那几年，台湾局势风声鹤唳，《光明报》却坚持按时发行，印过三十多期。
事情出问题是在1949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高雄截获一份《光明报》样本，省主席陈诚立即上报蒋介石，后者大怒，下令彻查，负责行动的是保密局，由毛人凤直接指挥。
他们沿着线索，追到了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这人胆子小，很快就招了，把钟浩东的名字说了出来。
8月14日，基隆港边的雨刚停，钟浩东从印刷点回家，刚开门，五个便衣就冲了进来，家里翻得乱七八糟，墙角藏着的铅字箱被一一清点，连床底下的纸张也没放过。
钟浩东没有反抗，他知道已经来不及，他被押送到台北松山看守所，那年他才34岁。
保密局专案组的人很快开始审讯，主审是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此案。
他说：“钟浩东不太说话，但不说话的人更危险。”起初几天，审讯节奏很紧，几乎日夜连轴。
钟浩东被吊起来打，被灌水，遭电击，但他只是咬牙，闭口不言，唯一一次失言，是在第六天晚上。
那天，钟浩东昏昏沉沉，以为身边的人是狱友，便轻声问：“老郑怎么样？”谷正文一愣，追问“老郑是谁”，钟浩东愣住了，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说错话。
这个“老郑”，其实是台共最高负责人蔡孝乾的化名，保密局就靠这句试探出了关键突破口。
接下来的几周，蔡孝乾在台南被捕，与钟浩东不同，蔡在受刑后没撑住，他交代了不少组织网络，还画出了图。
这让保密局的破案进展飞快，几十名地下党人相继落网，包括高雄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基隆的李汾等，很多人当天就被秘密处决。
而钟浩东，被单独关了起来，他不再接受集中审讯，只偶尔被叫出去问话，特务换了几拨，他仍旧不说话。
有一回，谷正文想试试情感突破，放他看了几分钟家人寄来的照片，钟浩东看了一眼，就默默放下，说：“你们这些手段，别用在我身上。”
为什么他没被立刻处决？因为他太特殊，第一，他是校长，社会影响力大，第二，他没叛变，没招供，没人能定他更多罪，第三，保密局还想着通过他再挖几条线。
可惜的是，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松口，他写信给妻子，说“这里四季分明，风大雨大，但心还在。”
一年时间过去，局势变化很快，大陆解放，解放军在福建集结，台海战云密布。国民党统治越来越紧张。
1950年10月，保密局下令加快处决一批“无用”的政治犯，以消除隐患、立威稳定局势，钟浩东被列在名单第一位。
行刑前一晚，有人给他送饭，他问：“今天是什么日子？”那人没答，他点点头：“知道了。”第二天早上，他穿着灰蓝色的旧棉衣被押送到马场町刑场。
临走前，他哼了一段《幌马车之歌》那是日本时代传过来的曲子，他在学校时常唱给学生听。
现场没有遗言，有人记得他走得很快，没回头，他的尸体被草草掩埋，没有标记。
他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只有那几十期油印的《光明报》残卷，今天在一些资料馆还能找到，那纸张发黄，但字迹还清晰。
他写过一句话：“黑夜不会永远。”这是他第28期报纸的最后一行。
他不是最有名的地下党员，也不是牺牲最多的人，但他那一年牢狱中的沉默，让敌人束手无策，他没有扭转局势，也没有亲眼看见希望，但他保住了太多人的命。
在那个谁都怕说话的年代，他选择了沉默，也选择了不背叛。
参考资料： 《谷正文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