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将李振率部起义，在谈判时见解放军干部很年轻，不高兴的说：“你们不讲信用，我要见刘伯承司令员。” 四川的局势已乱成一锅粥。成都城墙外，蒋介石的命令依旧一封封飞来。 但信里只有一句话：“坚守。”他守得住吗？胡宗南丢了西安后跑去了海南，说是“战略撤退”，李振清楚，那不过是逃。 他身后的2万多人，谁来管？谁来活？叶剑英的夫人通过老部下传话：“不是投降，是自救，是为兄弟找活路。” 李振听完没说话，只是眼皮微动，叶剑英，他记得，早年一起抗日，吃过枪子儿，也喝过大锅粥。 那个时候只有命悬一线的交情。 他翻出地图，指尖停在西昌，这是最后的退路，但他也知道，这一退，可能就再也没有未来。 中将的军衔在简阳不值钱，想起刚刚的谈判，火气直往上冒。 来人一个副师长，一个团长，年轻得离谱。 涂学忠，自称33岁，穿着军服板板正正，语气却不卑不亢。 另一个叫田士繁，没比他儿子大几岁。李振问：“你们代表谁？”对方回答：“代表西南军区。”李振不信。他摊手冷笑：“我要见刘伯承。” 他不是怀疑对方的身份，是不服气。 在国民党军里，讲资格讲资历。一个中将谈判，怎么能让团级干部来？ 涂学忠没争，递上电报，说：“首长在前线，托我们转达意思。”李振把电报丢回去，直言：“我可以起义，但要见刘司令。 ”他盯着涂学忠的眼睛，“你们年纪太轻，说话我不放心。” 这一句，像刀子，空气里顿了一下。涂学忠没有发火，只是打开作战地图，说：“你看看这两周的态势。白龙江以北，部队全部合围。你再不动，就剩撤退一条路。”他没有提高声音，却句句钉心。 李振不接话，良久，他问：“要是我动了，成都怎么办？” 田士繁说：“你若动，成都能保。”李振低头看地图，那几个军火仓库就在他负责区域里。 他清楚，若这批物资落入解放军手里，西昌就再没防线。 夜越来越深，电话响了，李达接的，说是刘伯承答应安排见面，但得等路线安全。 李振松了口气，却还是一句：“你们说得再多，我不信保证，我信人。” 第二天清晨，李振召集军官会议。气氛压着火。 副官低声劝：“将军，现在退也来得及。”李振没理，掏出一封手写信，递给警卫员，说：“送去解放军阵地。”信里写得干脆——起义，同意安排。 命令一下，全营部像脱力一样瘫下来。 副师长陈健问：“真不等命令了？”李振点头：“命令等不到了。” 他看着身后的军旗，手指摩挲着中将军章，良久摘下，放在箱子里，说：“明天就是另一支部队了。” 起义当晚，几乎无声无息，没有枪响，没有逃兵。 涂学忠带队接防，全程克制，李振面无表情，直到看到对方连夜带来两车干粮，才冷哼一声：“真下了血本。” 涂学忠笑笑说：“你们也有仓库。”李振摇头：“那些东西，守不住就是祸。” 那一夜，他第一次没有穿军服睡觉。 接下来的几天，成都安静得反常，起义消息没传，但西昌突然调兵。 李振听说后对副官说：“他们知道了。”副官脸色发白：“会不会报复？” 李振没回答。他点燃一支烟，沉默很久。 一旦做出决定，回头的路就没了，要赌就赌到底，开始整理部队花名册，逐人上交。说：“别怕，对方讲规矩。” 但没人真的信规矩。 涂学忠来时，带来统一命令。所有起义军编入新军序，统一换装、统一编号。 成都很快解放，没有打响一枪。 李振没有再提“见刘伯承”，有些承诺不必当面说，也能做到。 他的新身份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不高，但安稳，开始戴老花镜，看文书，写笔记，不再指挥，也不再穿军装，偶尔感慨：“没想到，最信守承诺的是共军。” 这句话他对谁都说过，但从不写下来。 西南战场的局势，因他起义彻底改写，成都的两个军火库，原封不动交给接管部队。 涂学忠亲自带队，一车一车地封存清点。后勤报告上写着：“物资保存完好，未见破坏。” 这是稀罕事。以前打下一个城市，能剩一半就不错了。 有人问李振：“后悔吗？”他只是摆手：“你们没见过蒋的电报，除了‘坚守’，什么都没有。”他曾经想拼一拼。但真到了生死线，才明白，不是拼不拼，而是没人陪你拼。 国民党的军衔制度到了荒唐地步。 李振翻过《1949年军职表》，中将多得像菜市场里卖菜的。 参谋、副官、警卫，通通封将，谁都管谁，谁都不听谁，反倒是解放军，副师长33岁，司令员34岁，没人质疑。 不是年纪的问题，是打过仗的人，才知道怎么活下去。 李振不信制度，他信人，见过胡宗南如何抛弃军队，见过蒋介石如何骗粮骗弹。 也见过陈诚空投一批子弹，结果口径不合，他不傻，只是从军太久，太习惯那一套等命令、看头衔的方式。 直到那夜，涂学忠说：“我们不讲排资论辈，只讲打过几场仗。”李振才第一次把眼神从地上抬起来，看着那个年轻人。 后来他常常说一句话：“共产党是来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