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

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袁克定，1878年出生在河南项城，是袁世凯的头一个儿子。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他跟着父亲四处跑，见了不少世面。袁世凯当大官时，他也沾光，接受了中西结合的教育。后来，他还跑去德国留学，学了德语和英语，脑子挺灵光。1907年，他当上了农工商部的官儿，1912年又管过开滦矿务总局，日子过得挺滋润。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前途无量，靠着老爹的势力，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1913年，他在德国治腿伤时，碰上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那老外跟他说，君主制多好啊，劝袁世凯搞帝制。袁克定一听，心动了，觉得自己能当皇太子，风光无限。回国后，他劲头十足，觉得自己离权力巅峰就差一步。 1914年，袁克定开始帮袁世凯搞帝制。他弄了个模范团，想抓点军权，还假造报纸《顺天时报》，净挑支持帝制的话给袁世凯看，忽悠老爹以为全国人民都支持当皇帝。他还牵头搞了个筹安会，到处鼓吹帝制的好处。 可惜，袁世凯1916年真称帝了，却没撑几个月就失败了，很快就一命呜呼。袁克定这下傻眼了，皇太子的梦碎得稀巴烂，袁家也跟着垮了。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主持分家，把老爹留下的家产分了。他分到不少钱和宝贝，按理说够他吃一辈子。可他不会赚钱，只会花钱，家产慢慢就没了。他先搬到天津德租界，住着大房子，靠卖古玩字画过日子。到1935年，他搬到北京宝钞胡同，后来又去了颐和园附近的清华轩别墅。可这些年，物价飞涨，他手里的东西越卖越少，日子越过越紧巴。 到了1948年，袁克定彻底不行了。70岁的他，腿脚不利索，头发全白，穿的衣服破得像叫花子。那时候北平刚解放没多久，街上乱糟糟的，吃的东西也不好找。他住在一间破屋子里，墙缝里透风，屋顶还漏雨。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就剩几件袁家的旧物，连吃饭的碗都有裂纹。他没钱买吃的，只能靠捡点别人不要的东西凑合。 这时候，一个老仆人出现了。这人姓李，是袁家早年的下人，岁数也不小了，走路都得拄拐杖。他在街上看到袁克定那惨样，认出了这位“大少爷”。老李心一软，决定帮帮他。每天早上，他颤巍巍地出门，去菜市场捡人家扔的白菜帮子，再找点硬邦邦的窝头，装在破麻袋里带回去。袁克定就靠这些东西活着，虽然饿不死，但也只能勉强填肚子。 袁克定吃饭的样子挺讲究，哪怕吃的是白菜帮子，他也得切得整整齐齐，放得像模像样，吃完还拿块破布擦嘴，好像还活在过去的好日子。他不想让外人看笑话，可这日子实在是苦得没法说。 张伯驹出手 这事后来传到了袁克定的表弟张伯驹耳朵里。张伯驹是个大才子，收藏家，家里有钱又有文化。他听说袁克定混成这样，吓了一跳，觉得这也太离谱了。他赶紧派人把袁克定接到了北京的承泽园。这地方原来是清朝大官奕劻的产业，1946年张伯驹买下来，改名叫展春园，是个文人聚会的好地方。 袁克定到了承泽园，住进了一间小厢房。屋子简单，就一张床、一张桌子，外加几箱旧书。他每天关着门，不怎么出去，就翻那些发黄的书，偶尔写点字，手抖得厉害，墨迹都模糊。他跟外面的热闹格格不入，张伯驹去看他，他也只是低头应付几句，不多说话。 张伯驹对他挺好，经常送点热乎饭菜过去，可袁克定还是那副颓样。他心里可能还惦记着当年的风光，可现实早就把他打回了原形。 袁克定也不是完全没骨气。抗战时，日本鬼子想拉拢他，许了不少好处，但他登报说不干，关门谢客，总算保住了点气节。1949年后，章士钊帮他弄了个中央文史馆的差事，每个月有点工资。他想把钱给张伯驹表示感谢，可张伯驹没要，说这点小事不算啥。 1958年，袁克定在承泽园去世了，80岁。死前，他把收藏的一幅李白字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东西是李白唯一的真迹，值老鼻子钱了，也算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点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