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5岁的李仙洲饭量极大，一次能吃7个二两重馒头，五六个窝窝头，在功德林中有三得，吃得拉得睡得，这日又对沈醉讲“我是有名的大肚皮”，沈醉不甘示弱的回到“我的分量也不小。”而后两人便开始比饭量。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7年初春的硝烟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在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间农舍改成的临时病房里苏醒。 惊讶地发现自己受到照顾，伤口被仔细处理。 更让他诧异的是，一个年轻女护士竟能准确看出他中的是日军“三八大盖”步枪的子弹。 当管理员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饿极了的李仙洲忍不住问护士平时是否也能吃这么好，对方涨红的脸庞让他明白了这份优待的特别。 后来他听说，是陈毅司令员亲自交代要照顾好他们这些被俘将领的饮食。 1956年，李仙洲等一批高级将领战犯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里的生活与他的预想大相径庭。 不再是阴冷牢房，而是相对整洁的住所，更重要的是，一日三餐都能吃饱。 经历过战场饥寒的李仙洲，对这份保障尤其看重。 他身高体壮，年近六旬依然胃口极佳。 管理所伙食标准不低，通常是馒头或窝头配炒菜，能者自然能多吃。 李仙洲便是“能者”中的佼佼者。 据记载和他同监战犯的回忆，李仙洲一顿饭通常能吃掉六七个二两重的白面馒头，或者五六个窝窝头。 吃面条时，他常用小号脸盆直接盛满。 至于香喷喷的肉包子，他一顿消灭十一二个不在话下。 这巨大的饭量在功德林内部颇为知名，甚至成了一种特殊景象。 有次会餐，桌上一大盆白菜炖粉条香气四溢，李仙洲坐在靠近菜盆的位置，连续添了三碗还意犹未尽。 与他同桌的沈醉就曾半开玩笑地拿着筷子敲碗沿，提醒道：“老哥，你给我留点汤底行不行？” 言语间透着熟稔和无奈。 然而话还没落音，李仙洲已经熟练地用手里剩下的窝头擦干净了自己碗里的油花。 据说他们的“饭量比拼”还惊动了管理员，后来考虑到李仙洲的情况并非特例，便默默为每桌增加了煎饼等主食的供应量。 管理员在登记本上记录李仙洲每月粮食消耗量时，总能在名字后面看到明显的超支标记：“李仙洲同志本月超粮标五斤四两”。 在功德林，学习改造和适度劳动是日常。 对于李仙洲这样年纪稍长的战犯，组织上并没有强制性的重体力劳动要求。 但他态度积极，经常主动要求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去锅炉房帮忙推煤车。 即使煤渣沾满了旧呢子裤腿，他也毫不在意。 他身体力行，为过去赎罪，也融入新生活。 1959年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改恶从善的战犯。 首次特赦名单宣读那天，李仙洲手里正捏着他的第十一个肉包子。 当最高法院法官逐一念完首批十位特赦战犯的名字，却没有“李仙洲”时，他心头一沉，手里的包子馅掉在了裤子上。 失落难以掩饰。 同监的黄埔老同学杜聿明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 不过，希望并未熄灭。 李仙洲继续安心改造。 果然，第二年（1960年11月28日）公布第二批特赦名单时，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后来他才知道，初审名单曾被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核。 周恩来认真看过名单后，特意问道：“第一批有我的学生杜聿明，这第二批怎么没有另一位学生李仙洲？” 随即在名单上亲笔加上了他的名字。 当李仙洲得知是周总理亲笔添上他名字的那一刻，内心百感交集。 既有重获自由的喜悦和感激，也包含着对这位黄埔军校老师的深深歉意。 告别那天，管理所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践行。 面对特意为他准备的红烧猪蹄，李仙洲就着大葱大快朵颐。 席间，他动情地对管教干部说：“当年在莱芜被围，整整三天粒米未进，如今在新社会，顿顿有油水，真是托了新社会的福！” 出狱后，李仙洲选择回到了老家济南定居，晚年生活平淡安宁。 据说单位食堂的师傅打菜时，总会习惯性地给这位已显龙钟的老人多舀上小半勺菜，边打边说：“老爷子，您慢用，管饱！” 对此您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