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2日,曾国藩胞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登上了南京灵谷寺,从66米高塔一跃而下,事后,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留有短短8个字。 曾昭燏,1909年出生在湖南湘乡,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曾家那可是晚清的名门望族,曾国藩就不用说了,赫赫有名的湘军领袖,而曾国潢虽然名气不如哥哥,但也是个有学问、有担当的人物。曾昭燏从小就带着这种家族的光环长大,家里对她的教育自然不会差。她后来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还跑到英国伦敦大学拿了个考古学硕士学位。这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女性能做到这样,真的挺了不起。 回国后,她投身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先后在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干活,还当上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她主持发掘过南唐二陵这样的重大遗址,写了不少学术论文,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不小。说她是那个年代的“学术女神”,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人再厉害,也有自己的坎儿,她后来的经历就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了。 曾昭燏的职业生涯其实挺顺的。她1935年回国后,先是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那会儿正赶上抗战前夕,国家乱糟糟的,但她还是踏踏实实干活。后来抗战爆发,中央博物院迁到重庆,她也跟着去了,负责保护文物。那时候条件艰苦,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抗战胜利后,她回到南京,1948年正式当上南京博物院院长。这位置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坐的,她靠的是真本事。 她的学术成就也很亮眼。比如南唐二陵的发掘,那是她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南唐二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两位皇帝的陵墓,里面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像什么金银器、瓷器,还有石刻,都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她还写过不少文章,分析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学术圈里的人都挺佩服她。不过,她这人也有点倔脾气,有时候跟同事意见不合,争起来也是毫不退让。这可能也给她后来的日子埋了点隐患。 到了1964年,曾昭燏55岁,按理说这年纪正是事业有成、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可她却选择了从灵谷寺的高塔上跳下去。为什么呢?咱们得从几个角度想想。 首先是工作压力。那个年代,南京博物院虽然是个文化单位,但管理起来一点不轻松。60年代初,国家刚从困难时期缓过来,经济不宽裕,文物保护的经费也少得可怜。曾昭燏作为院长,既要管学术研究,还要操心经费、人员这些琐碎事。她又是那种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时间长了,压力肯定不小。有资料说,她晚年身体不太好,可能是累出来的。 再来说说家庭问题。曾昭燏终身未婚,没儿没女,家里的事儿也不少。她是曾氏家族的后人,家族名声在外,但到她这代,家里早就没啥实际权势了。她父母去世得早,兄弟姐妹关系也不算特别亲近。有人猜,她可能是觉得孤单,或者有什么家庭矛盾压在心里。不过这些都没证据,就是后人瞎琢磨。 还有个说法跟政治有关。6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各种运动,曾昭燏出身名门,又留过洋,难免会被人盯着。她在学术上虽然有成绩,但性格耿直,不会拍马屁,可能得罪过一些人。那时候社会风气复杂,谁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啥政治原因受了委屈?不过这也只是推测,没人能拿出真凭实据。 曾昭燏跳塔后,人们在她大衣口袋里找到一张字条,上面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成了最大的悬念。可惜,历史资料里没明确记载,有人说是“生无可恋”,有人说是“世道如此”,还有人猜是“勿念勿扰”之类的话。但这些都是后人猜的,没人能确定。字条的内容,就像她死因一样,成了个解不开的结。 话说回来,这八个字不管写了啥,肯定是她临走前最想说的话。或许是她对人生的总结,或许是某种情绪的宣泄。可惜,咱们这些后人只能干瞪眼,猜来猜去也没个结果。 客观来说,曾昭燏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她在考古和博物馆领域的贡献,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南唐二陵的发掘,南京博物院的建设,都离不开她的努力。她留下的学术成果,到现在还有人研究。她这辈子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算得上是个正直的学者。 但她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人说她脾气太硬,做事太较真,跟同事关系处得不太好。也有传言说她晚年有点固执,不太愿意接受新观念。这些毛病虽然不至于毁了她,但可能让她在某些关键时刻吃了亏。不过,人无完人,她这些缺点也挺正常的,没必要吹得太高,也不用踩得太狠。
光绪年间,光绪给慈禧请安,慈禧正在吃汤圆,问他吃饭没有。光绪不敢说吃过了,跪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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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10xxx41
满清误国殃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