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20岁顾维钧娶17岁张润娥，新婚之夜独卧沙发，两年后离异。
1888年元月，顾维钧诞生于上海嘉定一个略显没落的世家，其父曾执掌交通银行要职，家境殷实。他自幼在英华书院和圣约翰大学接受西方教育，聪颖过人。1904年，年仅16岁的他远赴美国求学，并在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与外交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凭借出色的才华和流利的英语，他在北洋政府平步青云，最终成为享誉盛名的“民国第一外交家”。
1891年出生的张润娥，生长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擅长治疗伤寒。作为家中独女，她自小备受父母宠爱，接受的是传统的女子教育。1901年，10岁的张润娥与12岁的顾维钧缔结了这桩婚约。自此，她便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憧憬。
1908年夏季，学成归国的顾维钧回到家乡探亲，家人催促他完婚。尽管他极力抗拒，却拗不过父亲绝食相逼，最终无奈答应。婚礼盛大隆重，然而顾维钧却兴致缺缺。新婚之夜，他选择睡在沙发上，对张润娥不闻不问，他的态度昭示着对这桩婚姻的冷漠。
婚后两年，顾维钧对张润娥始终冷若冰霜。她尝试各种方法改善夫妻关系，但他却总是埋首于书籍或与友人谈论政治，对她不理不睬。白天各忙各的，夜晚依旧分床而睡，两人几乎毫无交流。1910年，他终于明确提出离婚，并要求她亲笔誊写四份协议，以示“自愿”离异。张润娥没有哭闹，平静地完成了协议，然后收拾行囊回到娘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对于一个女子而言是莫大的耻辱，她只能独自承受外界的流言蜚语。
离婚后，顾维钧的事业如同坐火箭般扶摇直上。1912年，他成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正式步入政坛。1913年，他迎娶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婚礼盛况空前，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位出身名门、貌美气质的新娘为顾维钧的仕途提供了强大的助力。1915年，年仅27岁的他出任驻美公使，创造了当时年轻外交官的纪录。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代表中国坚决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抗议山东问题处理的不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此后，他还担任过驻法、驻英、驻美大使，并在1945年代表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他的外交生涯辉煌灿烂。
1918年，唐宝玥不幸因患西班牙流感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1920年，顾维钧娶了印尼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婚礼奢华至极，轰动上海滩。1959年，他又迎娶了气质优雅、知书达理的严幼韵，两人携手走过余生，直到1985年顾维钧去世。他享年97岁，人生看似圆满。
而张润娥的命运则截然不同。离婚后，她饱受流言蜚语的困扰，生活压力巨大。1911年，她在上海陆家观音堂削发为尼，法号慧因。从此，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每日诵经抄写佛经，生活清苦却平静。她没有再婚，也没有与外界过多联系，终其一生都在寺庙中度过。
1933年，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途经上海时，听说张润娥生活清贫，便派人送去一封信和五万元钱以示歉意。张润娥连看都没看一眼，便将信和钱退了回去，继续她的修行。她早已放下过去，不愿与他再有任何瓜葛。她的后半生，便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平静地度过。
顾维钧与张润娥的故事，如同两个极端，一个享誉世界，一个隐于空门。这背后，既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也有时代对男女的不同要求。顾维钧不愿接受包办婚姻，将张润娥推向了人生的困境，而张润娥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在那个年代，离婚女子几乎没有出路，出家或许是她唯一能够喘息的途径。
这段往事，放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唏嘘不已。顾维钧后来的几任妻子，都出身名门，与张润娥这种传统女子截然不同。他追求的是新式生活，而张润娥却困囿于旧时代，两人注定无法走到一起。社会在变迁，但在变迁之前，像张润娥这样的女子，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