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年，李世民来到大理寺监狱看望在押的390名死刑犯，突然，善心大发“朕恩准你们回家过年，不过，明年9月之前务必返回领斩！”
贞观六年冬天，长安城弥漫着节日气氛，百姓们忙着准备过年，然而大理寺监狱里却一片死寂，关押着390名等待来年秋后处决的死囚。
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心情沉重，就在这时，唐太宗李世民突然驾临监狱。
看着这些即将赴死的犯人，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允许这些死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但必须于次年九月返回长安，接受最终的死刑判决。
这个决定让在场的大理寺官员和朝廷重臣们目瞪口呆，纷纷劝阻，放走这么多重刑犯，万一他们趁机逃跑，不再回来，不仅会扰乱社会秩序，更会让朝廷威严扫地。
但李世民态度坚决，没有理会大臣们的担忧，径直离开了监狱，没过几天，释放的命令正式传达下来。狱吏们按照囚犯家乡路途的远近，发放了回家的盘缠。
囚犯们难以置信地接过钱，带着对皇帝莫大恩典的感激，怀着与家人团聚的急切心情，走出了监狱大门，各自踏上了归途。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贞观七年的秋天，约定的九月之期到了，长安城的人们都在观望，议论纷纷，猜测这些死囚犯究竟会不会信守承诺回来。
令人惊讶的是，到了行刑日的前夕，已有389名囚犯陆续回到了大理寺监狱报到。
只剩下最后一人迟迟未归。那些已经回来的囚犯们心里开始打鼓，担心因为这一个人的失信，会连累所有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祸及家人。
就在大家焦虑不安之时，最后那名迟到的囚犯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
原来他并非有意拖延，而是在归途中生了重病，耽误了行程，身体一恢复就立刻拼命往回赶。
当狱卒将390名死囚全部如数归来的消息报告给唐太宗时，李世民非常高兴。
他认为这些死囚犯虽然身负重罪，但能在生死关头依然信守承诺，甘愿回来领死，这份诚信和勇气证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并非无可救药。
于是，李世民当场下旨，赦免了这390人的死罪，他们不仅不用死了，还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重新开始生活。
消息传开，长安城乃至全国的百姓都交口称赞，认为他们的皇帝仁慈宽厚，体恤民情，连对死囚都如此怜悯，实在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然而，了解李世民上位经历的人，或许会对他此举有更深一层的解读，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的皇位得来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充满了血腥。
他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按照当时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皇位本应由他的大哥、太子李建成继承。
但在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发动兵变，亲手射杀了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诛杀了他们的子嗣以绝后患。
随后，他迫使父亲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凭借赫赫战功和杰出才能，李世民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但通过武力弑兄杀弟、逼父退位的方式夺取皇位。
因此，李世民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改变自己的形象，赢得天下人发自内心的拥戴，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
释放死囚并最终赦免他们，无疑是一步高明的棋，它向天下人展示了一位仁慈、宽宏、信任子民的君主形象，极大地冲淡了玄武门之变留下的血腥记忆。
百姓们感念皇帝的“善心”，很容易暂时忘却或原谅他过去的非常手段。
不过，抛开政治动机和舆论效果，单从法律和治理的角度看，李世民此举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些死囚犯并非小偷小摸，而是被依法判处了极刑的重罪犯，所犯之罪必然严重危害了他人或社会。
皇帝仅凭个人意志，就轻易推翻司法判决，大规模释放他们，这本身就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程序的巨大破坏。皇帝带头不守法，法律的权威性何在？
一个人的品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这些被判死刑的人，其罪行通常反映了他们本性中极端恶劣的一面。
他们或许很清楚，逃跑不仅自己会被全国通缉，永无宁日，更可能连累父母妻儿、宗族邻里遭受灭顶之灾。
与其连累亲人，不如信守承诺回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这种强大的制度约束力，恐怕是比单纯的“诚信”或“感恩”更为现实的、促使他们归来的关键力量，官府也完全有能力在他们返乡期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控。
所以，唐太宗纵囚归狱并最终赦免的故事，表面看是一个关于君主仁慈、囚犯诚信的温情佳话，背后却交织着复杂的政治意图、潜在的社会风险以及严酷的制度现实。
它提醒我们，即使是明君的行为，也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框架下去审视。
当权者更应带头敬畏法律，谨慎行使权力，避免因个人意志或政治需要而破坏法治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