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 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浩然在文学创作上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把政策和宣传巧妙地融入到农村生活的日常场景中。这种做法在当时很特别，因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刻的政治因素，也没有那么多值得歌颂的新事物。但浩然就是能找到切入点，把政策宣传和老百姓的生活结合起来。 他总结出一个写作公式：当党的政策刚开始推行，群众还不理解的时候，首先要分析那些不理解政策的人的本质和原因。其次要深入生活，发现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然后把第一点进行改造，把第二点加以发挥，去粗取精，糅合概括，最后形成符合阶级要求的内容。这个公式说白了就是把现实中的矛盾进行艺术加工，让作品既反映现实，又符合宣传需要。 以他的代表作《喜鹊登枝》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婚姻法刚颁布，这个法律从长远来看对人民和社会都有好处，但一开始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浩然在基层走访时看到各种现象：有人不管实际情况就闹离婚，有人仍然包办婚姻，还有老人因为误解法律而不敢管教子女。面对这些复杂情况，浩然没有简单照搬现实，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婚姻法是好的、只是群众暂时不理解的结论。 在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叫韩兴的老人形象。这个老人不仅自己拥护婚姻法，还主动支持女儿自由恋爱。实际上，浩然自己也承认，当时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人，但他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就是他运用创作公式的结果：把现实中反对婚姻法的现象进行改造，把拥护婚姻法的萌芽状态加以发挥，最后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正面形象。 这种创作方法在当时很受欢迎，因为它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但仔细想想，这种方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要求作家必须带着既定结论去观察生活，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为"进步"与"落后"的对立。而且为了突出正面形象，往往要对现实进行美化或简化。 当时，浩然深入农村进行采访，遇到一位农村妇女，她不辞辛劳，主动且热心地照顾五保户老人。浩然好奇地询问她为何如此付出，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只是淡淡地回应：“我应该做，别人不愿意做我就去做，反正得有人做。”在浩然看来，要是就依照这样平实的素材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必定是单薄的，思想层面会显得贫乏，整体格调也不高，自然，其感人的力量也会浅淡得如同蜻蜓点水，难以在读者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于是，浩然对这个写作素材动了大手术。他先把另一个妇女的身世巧妙地安插在了小说女主人公身上。这一添加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用这一身世来深入表现这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根源，为她后来展现出的集体主义思想筑牢坚实基础。就好比为人物搭建了一座稳固的大厦，而身世便是那深埋地下的基石。 不仅如此，浩然还将在别处遇到的一个自私、小气、尖酸、刻薄的女人形象融入了小说。这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作品里的万存媳妇，成为主人公红芳的对立面。这一巧妙的安排，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矛盾的浪花。通过万存媳妇的种种劣行，更加鲜明地衬托出红芳的高尚品格，突出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以及她令人钦佩的模范行为。 除此之外，浩然还精心添加了一些别的情节和故事，让整个小说内容更加丰富饱满。经过这样一番精心的加工改造，所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不再单薄，主题思想也焕发出光彩，变得高大起来，仿佛一颗原本普通的石头，经过雕琢后成为了璀璨的宝石。 在小说《珍珠》里，珍珠这一人物形象便是这种创作手法的生动体现。珍珠在集体主义教育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她的心中装着的不是狭隘的小单位利益，而是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她处处为集体大事着想，真心实意地支援城市，把人民公社的繁荣与工人阶级的支援紧密相连。浩然还坚定地认为，所谓的艺术加工，就是把现实生活中发现的先进人物素材和事迹进行概括，尽可能地往形势和方针政策上靠，让这些人物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党的政策要求的艺术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