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潘祖年颤抖地说出自己的请求后，直接让孙媳妇奔走几十年！
苏州城西石子街上曾经有座占地七亩的宅院，潘家人在此守护着无数奇珍异宝。
1925年冬天，七十多岁的潘祖年躺在病床上直喘粗气。
这位苏州豪门的当家人突然支开所有佣人，只留下刚守寡两年的孙媳妇丁达于。
老头子用发抖的手抓住二十岁姑娘的胳膊，硬撑着交代了三件事：头一件要她改姓潘，第二件要她收养侄子潘家懋当儿子，第三件最要紧——潘家祖传的宝贝全得守住了。
这姑娘原本姓丁，嫁进潘家才三个月就成了寡妇。
她抹着眼泪给老爷子磕了三个响头，当天就改名叫潘达于。
从这天起，这个年轻寡妇肩上扛起了整个家族的命根子，其中有两件让全中国古董商眼红的西周青铜器——大盂鼎和大克鼎。
说到这两件大家伙的来历，得往六十年前扯。
咸丰十年间，左宗棠在湖南当师爷时遭人陷害，眼看要掉脑袋。
当时在京城当工部尚书的潘祖荫连写三道奏折保人，硬是把左宗棠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后来左宗棠发迹当了陕甘总督，头件事就是把自己珍藏的大盂鼎送给潘家报恩。
过了几年又花三百两黄金买下大克鼎，两块重器就这么成了潘家的镇宅之宝。
潘家人给这两口鼎刻了枚印章，上面写着"天下三宝有其二"。
这话可不是吹牛，当年北京城里玩古董的都知道，潘家收藏的青铜器比皇宫里的还多。
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光是把他的宝贝从北京运回苏州，就装了整整四船。
等到潘达于接手时，潘家早不是当年风光模样。
外头兵荒马乱，家里就剩几个老弱妇孺。
最要命的是那些惦记宝贝的人，像闻到血腥味的狼群似的围上来。
头个来找麻烦的是北洋大臣端方，这老头仗着官威说要借鼎去开开眼。
潘达于知道这是肉包子打狗，可又不敢硬顶，只能推说祖宗规矩不让外借。
后来辛亥革命闹起来，端方叫人砍了脑袋，这事才算躲过去。
1930年夏天，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带着翻译找上门。
开口就是六百两黄金加上海霞飞路五层洋房，要换那两口鼎。
潘达于站在厅堂里，看着阳光从雕花窗棂透进来照在鼎身上，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路像活过来似的。她咬着后槽牙摇头："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给座金山也不卖！"
最难熬的是1937年冬天，日本人的飞机在苏州城上空嗡嗡响。
潘达于带着全家老小往光福山里逃，临走前把家里二十多间屋子来回转了三遍。
最后盯上了西厢房的砖墙，连夜找来两个泥瓦匠，在墙根底下挖出个大坑。
两口鼎加上三十多件青铜器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再拿木板钉成箱子装进去。
填土的时候，潘达于亲自举着蜡烛在旁边盯着，直到砖缝都抹得看不出痕迹。
这招还真管用，后来日本兵来潘宅翻了三回，把地板都撬开也没找着宝贝。
倒是东厢房存的字画遭了殃，几百幅唐宋名画被扯得稀烂，当柴火烧水做饭。
潘达于在山里听说这事，攥着拳头直往树上捶，指甲都掐进肉里。
墙里的秘密守了四年多，直到1941年梅雨天。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西厢房北墙突然塌了个窟窿。
潘达于带着儿子连夜赶回去，扒开烂木板一看，青铜鼎上长满了铜绿。
她拿棉布蘸着香油擦了整宿，边擦边掉眼泪，生怕这些千年老物件就这么糟践了。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做了个让全家人吃惊的决定。
1951年秋天，她给上海博物馆写了封信，要把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给国家。
儿子潘家懋急得直跺脚："娘，这可是咱家守了八十年的命根子！"老太太摸着鼎身上凹凸的铭文说："当年你太爷爷保下这些物件，为的是让后世子孙知道祖宗的手艺。
现在捐给国家，天底下的人都能瞧见，这才是正经去处。"
博物馆派了六个壮汉来搬鼎，卡车开出院门时，七十岁的潘达于扶着门框站了半日。
二十多年后，她又把四百多件字画瓷器捐了出去。
政府送来十万块钱当奖励，老太太死活不收："我要图钱，当年洋人开价六百两黄金早卖了。
这些东西就该在博物馆里摆着，让老百姓都看看咱们老祖宗的本事。"
如今在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大盂鼎和大克鼎并排摆着。
玻璃展柜上贴着张老照片，梳着发髻的潘达于站在鼎边笑得安详。
这两尊历经三千年风霜的青铜重器，在潘家人手里传了四代，最凶险的二十年，靠的是个没念过几天书的寡妇用性命相护。
有人说这是潘家祖上积德，要叫我说，是中国人骨子里对老祖宗手艺的敬重，才让这些宝贝没断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