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时曾经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没有遇见他，我很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小学教员，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主席口中的他就是李大钊。
毛主席能遇到李大钊，其实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岳父杨昌济。
当年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有一位老师叫杨昌济。
杨昌济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回国后拒绝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只想一心一意教书育人，践行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
杨昌济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课程。
由于他学识渊博，作风正派。他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简直是孔圣人再世，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孔夫子”。
青年毛主席作为杨昌济的学生，经常听他讲课，经常与他交流，杨昌济认为毛主席“资质俊秀”，久而久之两人之间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毛主席在一师读书时，因不满于学校行政当局的某些作法，领导同学们掀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风潮。最终，学校要以“破坏校规”为名开除毛主席的学籍。
杨昌济知道后气愤不已，他对学校当局说：“毛泽东是一个特别的学生，你们不懂得他，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论。”
再加上其他老师也纷纷出来保护毛主席，学校当局只好作罢。
在一师时，给毛主席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
1918年，这年毛主席从湖南师范毕业，杨昌济也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青年毛主席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于是他就和其他学生一起到了北京，他暂时寄宿在杨昌济的家里。
但是由于在北京的开销实在太大，1个月就要6块钱左右，再加上来北京的钱还是借的，毛主席迫切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他把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
于是杨昌济找到了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问他是否能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一份工作。
李大钊一听说是杨昌济的学生，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好，好，你请他来。”
就这样，毛主席和李大钊之间产生了交集。
这是25岁的毛主席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一见面，青年毛主席就叫道：“是李先生，我认识的，是李先生！”
对于学生的失态，杨昌济有点尴尬，此时的李大钊也很奇怪，这个学生怎么会认识自己。
这时，青年毛主席不顾二人的惊讶直接背诵起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庶民的胜利》中的一段话。
听完之后，杨昌济眼前一亮，明白了学生失态的事由。李大钊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其实，只是杨昌济曾经向李大钊提起过毛主席，只是李大钊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这次见面之后，他也觉得青年毛主席的确是一个优秀的青年。
于是，李大钊带着毛主席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
那时候，北京的猪肉每斤1角2分，普通工人月薪大约3元，普通军官的月薪也只有10元。靠8块钱过不上富足的生活，但起码可以在北京站住脚。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毛主席对这个工作是满意的。
当时，毛主席上午处理自己的工作，下午帮助李大钊处理信件和其他事务。他有问题就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每次都有问必答。
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的言行也给事青年毛主席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得益于李大钊提供的工作机会，毛主席在工作之余能够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这也使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和“头面人物”，着实增长了见识。
1919年4月，毛主席回到长沙。12月，他第二次来到北大。这个期间他对李大钊更是频频接触，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向他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1920年4月，毛主席离开北大，此后仍然同李大钊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在李大钊的支持下，毛主席在长沙办起了“文化书社”，在书社遇到资金困难、无以为继时，又是李大钊伸出了援手。
李大钊还向北京的出版单位联系，主动承担信用介绍，以“免去押金”的办法赊给他书刊。
后来，这间书社存在了长达7年之久，颇受各界读者的欢迎。实际上，这间书社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
后来，李大钊为毛主席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
毛主席非常敬重李大钊，称他是“真正的老师”。在毛主席心目中，李大钊始终是他的导师和领路人。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往北平。快抵北京时，他感慨万端，对身边同志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泽东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他深深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