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75年，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读大三，大冷天的回宿舍路上，路过公共厕所时，看到一个农民蹲在粪池边，手里攥着个粪勺，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守着。 这场景在现在人眼里可能没啥，但在那会儿，化肥还没普及，粪便可是庄稼人的宝贝，得有人24小时盯着。 罗中立后来回忆说，那个农民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苍蝇，嘴唇干裂得像树皮，可眼神里却透着股子说不出的韧性。 这一幕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天天画那些伟人像、革命场景，却从来没真正关注过这些养活整个国家的农民。 那时候的中国刚从文革里缓过劲来，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吹遍大地，美术界也还在“高、大、全”的套路里打转。可罗中立憋着一股劲儿，就想画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想起自己在大巴山插队时的房东邓开选，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脸上的皱纹比田里的犁沟还深，手掌粗糙得能搓掉一层皮。 还有彝族老人脸上的褶皱，以及无数个在烈日下弯腰劳作的身影，这些片段在他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他决定把这些形象揉在一起，画一个最真实的农民。 一开始，这幅画叫《收粪的老人》，尺寸也不大,但罗中立越画越觉得不够劲儿，他想起美国画家克洛斯的超级写实主义技法，那种能把人脸上的毛孔都画得清清楚楚的本事。 他一咬牙，把画布放大到216厘米高、152厘米宽，差不多有一面墙那么大，这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可是破天荒的事儿，因为这种尺寸通常是用来画领袖像的。 但罗中立就是要让这个农民像领袖一样顶天立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而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人。 画完之后，罗中立把画送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评委们一看都愣住了，有人说这画太“丑”，把农民画得像个老树皮，简直是给新中国抹黑。 罗中立急了，赶紧在老人左耳上加了支圆珠笔。这可不是随便加的，那时候圆珠笔是文化人的象征，他想告诉大家，这是新中国的农民，是有文化的。 后来，吴冠中建议把名字改成《父亲》，去掉“我的”两个字，这样更能代表全中国的农民。 没想到这幅画一展出就炸了锅，有人说它真实得让人心里发慌，也有人骂它丑化农民形象，但老百姓却看得眼睛发直，他们在画里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爷爷，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国家文化部一咬牙，掏出2400块钱把画买了下来，这在1980年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后来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成了镇馆之宝。 现在再看这幅画，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岁月的刻刀留下的痕迹，手里的粗瓷碗缺了口，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罗中立用最写实的手法，把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变成了一座精神丰碑。 有人说他是“中国的米勒”，但罗中立自己说，他只是想给农民说句老实话，让大家别忘了，这个国家是靠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撑起来的。 从那以后，中国美术界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父亲》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写实主义的大门，也让整个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农民的价值。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一幅学生作品能成为国宝级的艺术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