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概率不打算跟中国改善关系了。 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正在急速冻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5月3日宣布对价值380亿美元的中国半导体设备加征25%关税，这是继2024年“芯片法案”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此类政策已导致中国半导体产业年均损失12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芯片企业股价同期下跌18%，暴露出政策对自身的伤害。美国本想通过关税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却没想到自己的企业也深受其害，但这似乎并未让美国停下脚步。 鲁比奥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新增“关键矿产供应链”条款，要求成员国减少对华稀土依赖。2025年一季度，澳大利亚对华稀土出口同比下降22%，可美国电动汽车电池成本却上升15%，“脱钩”策略带来了现实困境。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切断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济联系，却让自己的企业在成本上承受巨大压力，却依旧没有反思自身的做法。 鲁比奥在权力重构后，建立了“双轨决策系统”，国务院负责外交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主导战略规划，政策协调效率看似提升了40%，但制衡机制却失效了。2025年4月对伊朗无人机打击行动，未经跨部门评估就获批准，这种决策方式缺乏严谨性。 他还重组NSC情报分析部门，将对华情报评估周期从72小时缩短至24小时，并且通过“选择性呈报”影响总统决策。例如将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数据与“债务陷阱”模型绑定，塑造决策者认知，使决策偏离客观事实。 鲁比奥效仿基辛格“双重角色”模式，但战略目标截然不同。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而鲁比奥则将外交与安全政策整合为对华遏制工具，这使美国外交呈现出“战术激进、战略短视”的特征。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2025年报告显示，本土企业在政府补贴下获得37%的市场份额增长，而海外营收下降22%，这种“内循环”模式催生了对政策的路径依赖。 鲁比奥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中国模式对美国价值观构成生存威胁”，将发展模式差异意识形态化，导致政策制定脱离经济现实，例如忽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潜力。 鲁比奥不仅重掌外交大权，还身兼国家安全顾问，对中国来说，他曾是被制裁的对象，甚至没资格进入中国境内。这样的他如今在对华政策上掌握大权，其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美国大概率不打算跟中国改善关系了，鲁比奥集权化改革虽提升了决策效率，但也加剧了战略误判风险。当外交政策沦为国内政治的延伸，国际关系就可能失去理性。而中国需以战略定力应对霸权主义，维护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