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将领谢晋元遗孀带着几十名老部下在街上流浪，陈毅在得知以后，立马暂停所有要事，急忙为这些抗日英雄们安排住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1年春，谢晋元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南方时，凌维诚正带着孩子辗转生活于广东乡下，那一天，没有嚎哭，也没有哀号，她只是静静站了一整夜，谢晋元死于他誓死守护的信仰，那是她无法改变也无法挽回的现实，她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不再是将军夫人，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她更明白，谢晋元留下的不只是骨肉，还有那些曾在四行仓库与他并肩而战的士兵，他们没有死，却像被抽干了生命的藤蔓，四散在时代的风中，找不到归处。 1946年，抗战结束，凌维诚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她踏进这座曾经烟火弥漫的城市，第一眼便看见吴淞路466号那栋三层洋楼，这是一处原日军留下的废弃建筑，窗棂破裂，墙面斑驳，屋内挤满了昔日的“八百壮士”，他们或坐或卧，身形单薄，神情麻木，这些人曾在枪林弹雨中守过四昼夜，如今却连温饱都难以维系，她没有犹豫，住进了三楼，腾出空间给更多无家可归的老兵，她不是来享受荣誉的，而是来守住谢晋元留下的责任。 她省吃俭用，做饭时将一锅稀粥分成几十碗，自己和孩子啃着锅巴，破衣缝了又缝，煤渣捡了又烧，没有救济，没有安置，只有苦熬，在国民政府的承诺中，她曾被允诺安排工作、发放抚恤，然而那些话像石子扔进深潭，连水花也未溅起，于是她靠自己的手，带着这些老兵成立了一个小型合作社，制肥皂、打皮带、缝制小商品，可因缺乏资金，产品滞销，半年不到便草草收场，她没有埋怨，生活如此，她只认得“活着”二字。 转眼到了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这座城市风声鹤唳，曾经挂着“国军烈士”名号的人，人人自危，凌维诚明白，这一次，或许连那栋洋楼也保不住了，她在楼顶坐了整整一夜，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眼下的困境写满几页信纸，托人交给新任市长陈毅，她没指望太多，只希望这些为国流血的人，别再被遗忘。 信送出去不到几日，回音便到了，陈毅在信上批示，谢晋元抗战有功，为国捐躯，遗属应予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继续拨给凌维诚使用，墓地亦保留使用权，相关费用酌情减免，这份批条不只是纸上的承诺，它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公安局派人登门调查，登记老兵人数、伤残等级、过往经历，三天后，这些曾在街头徘徊的老兵被陆续安排到航运公司、铁路警察队、修桥铺路的队伍中，年纪大的安排入收容所，不再为温饱奔波。 凌维诚也被安排到托儿所工作，后又调入服装厂，成为一名管理员，她不讲条件，不挑工作，只认认真真干好每一件事，她知道，这份安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那些年她守着谢晋元墓地不离不弃、守着那栋楼与几十条命共度寒冬的回报，墓地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原本在沪西公墓的墓地常遭扰动，陈毅特批在胶州路划地重新安葬，修建围栏、墓碑、纪念石，有人质疑谢晋元的政治立场，但陈毅一句“抗日有功者皆应敬”，就将所有异议封口。 那些老兵有的后来去了朝鲜战场，背着老伤再赴前线，有的退伍后成了守夜人、门卫、内勤，他们再不是“八百壮士”，却有了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影子，而是真实的劳动者，他们不再活在某场战役的光环里，而是活在烟火人间的柴米油盐中。 凌维诚每周仍会去谢晋元的墓前扫墓，若有学生前来，她便讲四行仓库的事，讲得简明干净，不添一滴眼泪，她从未以自己的身份居功自傲，只是默默做事，她调入宋庆龄陵园任管理员时，已年近花甲，面对旁人的不解，她只说：“人还活着，就还有事干，”她活到了1991年，去世时没有哀乐，没有号角，只有老兵们肃立三分钟，送她入土，与谢晋元合葬。 信息来源：沈志华主编，《陈毅在上海：1949-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