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曾思玉退休后到大连一座水库钓鱼。钓着钓着，水库的负责人走过来说：

1984年9月，曾思玉退休后到大连一座水库钓鱼。钓着钓着，水库的负责人走过来说：“老人家，以后你来钓鱼我都不收你钱。”可他话音刚落，曾思玉却立刻婉拒了，态度十分坚决。 曾思玉，这个名字在新中国的军政史上虽不常登报端，却被军中后辈广为传颂。他1914年出生在湖南平江，自幼家境贫寒，少年便投身革命，加入红军。 从井冈山到长征，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争，从朝鲜前线到和平建设，他的足迹贯穿共和国的多个重要节点。他不善言辞，行事干练，被战友誉为“钢铁将军”。 1934年，红军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在茫茫草地中，缺衣少食成了每日的考验。战士们靠野菜、树皮充饥，体力透支者不计其数。曾思玉眼见战友体力不支，心急如焚，便用随身携带的缝衣针自制鱼钩，率先找到一处小溪亲自垂钓，尝试解决饥饿问题。 他不是指挥别人动手，而是卷起袖子亲自下水、钻林挖蚯蚓，手上常被尖石划伤，却不吭一声。他钓起的第一条鱼，是那年草地上红军吃到的第一口荤腥，滋养了全连的士气。 这段钓鱼救急的经历，被不少亲历者铭记。曾思玉后来在军中笑称，“我这一身本事，有一半是在野外摸爬滚打、钓鱼野炊中练出来的。”他也因此养成了对钓鱼的特殊感情，不为消遣，而为一种生存的执着、一段记忆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曾思玉历任多个要职，参与过西藏和平解放、广西剿匪、边防建设等多项重大任务。1975年后，他以副大军区级干部身份退休，移居大连，过上了相对宁静的晚年生活。 那是1984年初秋的一天，阳光穿过水库边稀疏的白桦林，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曾思玉换上了一件陈旧的灰色外衣，戴着黑帽，独自前往水库垂钓。 他步履稳健，背着一只旧布包，里面装着自制鱼钩、线组、鱼饵和一个小茶壶。没有秘书陪同，也不带任何“将军”派头。他找到一块偏僻的石岸坐下，熟练地抛线、调漂，神情沉静，仿佛与自然合为一体。 不久后，一位穿制服的中年男子匆匆赶来。他是这座水库的负责人，姓张，听说今天有“将军”前来，便特意赶来致意。 “曾将军，您好！”他小心翼翼地开口，“您这样的功勋老干部，怎么也不能让您买票钓鱼啊！以后您来了，跟我们说一声就行，咱水库敞开大门欢迎您！” 他态度恭敬，说得掏心窝子，本以为曾思玉会受宠若惊地点头称谢。谁知这位老将军闻言却脸色一整，放下了手中的鱼竿。他站起身，平视对方，语气虽温和却不容置疑。 “同志，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一辈子没忘。”他顿了顿，声音坚定有力，“我虽然不穿军装了，但规矩不能丢。钓鱼是我私人的爱好，不是组织安排的任务，凭什么不交钱？” 张主任愣了一下，尴尬地笑着，“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 “心意我领了，但纪律要守。”曾思玉说着，环顾四周发现司机还未到，便径直朝售票处走去。他的背影挺拔，像多年前在草地上穿行时一样笔直。他走到售票窗口，问清票价——十元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十元纸币，交到售票员手中。 售票员一时没反应过来，怔怔地接过钱，曾思玉已经转身离开，步履如故。 张主任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回忆道：“我那一刻真的感到羞愧。我们总说尊敬老干部，但他们自己都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曾将军那一刻，像一杆标尺，把我们所有人都比下去了。” 此后，曾思玉仍然定期来到水库。他的钓具依旧朴素，衣着依旧简洁，行为依旧低调。他喜欢和普通钓友交流钓技，谈笑风生，没有丝毫架子。有一次，一位青年问他为何如此严于律己。他笑着说：“老了更要守规矩，给后辈留个样子。” 不仅在钓鱼这件事上，他在生活中也一如既往地清廉简朴。住的是普通宿舍楼，家具陈旧但干净利落，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哪怕是一袋苹果也要原样退回。 有人送来一只野味，说是补身体，他当场发火：“我们吃草根野菜走过来，现在生活好了，怎能忘本？”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常以书信形式与后辈交流，对青年干部提出“要有信仰，要守底线，要做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家中没有一件奢华物品，唯一珍藏的，是几张长征时期的旧照片和一把那年自制的鱼钩。 1996年，曾思玉在大连安详辞世。临终前，他嘱托家人：“别搞仪式，别收花圈，把我和老伴安葬在一块儿就好。”他的骨灰最终撒在辽东半岛的一座山丘上，俯瞰着他曾无数次垂钓的那片水域。 他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叙述，没有光芒万丈的荣耀时刻，只有一段段看似平凡却掷地有声的举动：拒收免费钓票、自己交十元、身先士卒、廉洁如初。那张十元钓票，如同一张精神借条，写满了忠诚与担当。 今天，每当有人提起他，更多人想起的不是将军的威严，而是那位在水边安静垂钓、手握鱼竿却依旧挺拔如松的老人。那张十元票根，仿佛依旧在售票窗口飘动，提醒着每一个后来人：革命精神，不老；军人本色，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