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徐州，杜聿明坐在作战地图前，眉头紧锁，后方兵力不够，前方被围，唯一的出路是突围。
但一封密令打破了他的念头“南北夹击，寸步不退”，这道命令是蒋介石亲笔批的。
杜聿明没有选择，执行命令，几天后，他和十万将士在淮海战场全军覆没，类似的命运，不只发生在杜聿明身上。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失败，蒋介石靠一套“忠诚第一”的用人术牢牢掌握权力，却把整个国民党推向崩盘边缘。
蒋介石用人，有三把尺子，不是看能力，而是看你是不是浙江人、是不是黄埔学生、是不是他打北伐那会的老部下，这三条标准圈定了他的核心人马。
陈诚是浙江人，黄埔一期，北伐老部队，后来管过参谋总部和财政大权；汤恩伯打仗不行，兵也留不住，但因为是浙江同乡，照样一路高升；胡宗南在西北连仗都打不好，但因和蒋介石家乡相近，还被称为“西北王”，地盘、兵权全给他。
但这套人事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关系，不看本事。
比如刘峙，这人打仗不行，抗战时几乎没啥功劳，但他有个优点，天天早起跑步，蒋介石看到后，夸他自律，是忠臣。
结果，这人一路升官，最后居然干到陆军总司令，你说荒不荒唐？
蒋家人也是一大班，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立马让他管保密局，又管经济，蒋纬国负责青年军，还插手军事训练。
宋家几个姐妹，靠婚姻绑定政权：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当行政院长，掌握银行；宋美龄左右宣传系统，代表政府外事活动，到1947年，蒋宋孔陈几大家族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岗位。
除了关系和血缘，蒋介石还用黄埔学生，这群人对他死心塌地，从军校那天起，每天都在听“三民主义”的课，走路姿势、敬礼动作都按规矩来。
毕业后，被安排到军队里，一路提拔得飞快，卫立煌、杜聿明、邱清泉这些人，全是黄埔出身，关键是，他们的忠诚从来不打折。
但问题也来了，太多黄埔学生能力平平，有些连打仗的基本思路都搞不明白。
靠这三缘——地缘、亲缘、业缘，蒋介石把权力圈紧了，但光靠人不够，他还要让这些人听话、服从、不起异心，他的方法简单粗暴：一手钱，一手刀。
比如韩复渠，在蒋桂战争中投靠他，蒋介石直接给了200万银元的支票，韩转身就把城门打开。
杜聿明在徐州守战时，蒋经国给他母亲送去10万块寿礼，算是让他安心守城。
对地方军阀呢？发钱换忠心。李宗仁那边，蒋介石送了1.2亿美元军费，好话说尽，只求他支持内战。
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蒋还搞了两个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
军统是戴笠的地盘，中统归陈立夫管，他把这两个系统故意对立，让他们互相盯着，戴笠手下的人去打听中统的事，中统也往军统里塞眼线。
到1948年，特务暗杀任务里，35%是这两个部门互斗搞出来的，搞笑的是，这些人打外人少，打自己人多。
而特务不止搞暗杀，还有“心理战”，军统的新人进来，第一件事就是签一份保证书：死也得听蒋委员长的话，谁要是违了规矩，结果不会比孙立人轻。
孙立人在缅甸战场上打出了名堂，部下训练好、战斗力强，可他不愿整天搞肃反，不听蒋的话，结果被软禁33年，他带出来的新一军，几乎全军清洗。
靠这些手段，蒋介石短时间内控制了整个国民党系统，但问题在于，这些将领能力太差。
抗战时有功劳的薛岳，因为不肯低头，被边缘化，辽沈战役打到关键时刻，卫立煌跟陈诚因为指挥权吵起来，一个说听我调动，一个说你越权，最后干脆互不理睬。
结果，锦州被攻破，全线崩溃，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有机会突围，但蒋介石一句话：“按命令行动。”他不敢违抗，最后兵败被俘。
内部打成一锅粥，外面也不太平，蒋介石为了解决财政问题，1947年开始疯狂收税，田赋涨到抗战前的3倍，物价飙升，连小商贩都活不下去。
老百姓从原先的支持，变成了愤怒，根据战后调查，1945年时国民党还有60%的支持度，到1949年只剩5%。
士兵不想打仗，天天有人逃兵，军官也撑不住了，每天都有自杀的事发生。
同一时间，解放军那边却完全是另一套逻辑。
粟裕打仗聪明，林彪谋略清晰，刘伯承能指挥能布阵，这些人都是靠打出来的地位，毛泽东不搞什么老乡亲戚关系，谁能打仗就提拔谁。
1948年淮海战役前，粟裕提出的作战计划，一开始中央军委犹豫，但毛直接定下来：“照他打。”结果，一次战役，歼敌55万。
毛泽东不只是看能力，还给犯过错的人机会，陈赓在晋南吃过败仗，被批评了几次，毛还是让他去打大西南，照样干得不错，他相信的是，人会改，但用人要准。
更关键的是，共产党依靠农民，搞土地改革，搞群众路线，到了1948年，光解放区就有1.6亿人，征兵都不用发愁。
蒋介石的那一套，到最后反而成了他自己的枷锁，他信的是忠诚，不是能力，他看的是出身，不是战功，他防的是部下，不是敌人。
内斗、清洗、收买、监控，这些短期内能稳住局面，但根本撑不起一场现代战争。
最后，一纸命令换来十万人的覆灭，几个老同乡的照顾换来一个政权的崩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