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北大教授梁宗岱，拿出全部家当3万块帮戏子赎身。妻子沈樱正怀3胎，得知后，留下字条：永不复见！梁宗岱怒吼：“拿孩子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1931年，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梁宗岱回到了中国。年仅28岁的他，凭借在法国期间与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的交往以及对西方文学的深刻理解，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的译作《瓦雷里诗选》和《马拉美诗选》在文学圈内广受赞誉，北京大学也因此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聘请他担任教授一职。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梁宗岱遇见了同样才华横溢的沉樱。当时的沉樱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正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她知性优雅的气质与深厚的文学素养，在一次文学沙龙活动中立刻吸引了梁宗岱的注意。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陷入了爱河。虽然梁宗岱已经与前妻商谈好离婚事宜，但当前妻得知梁宗岱如今声名显赫后，便反悔并在北大校长胡适的协助下提起诉讼。这场被称为＂铡美案＂的官司最终以梁宗岱败诉告终，他在北京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打击，不得不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与沉樱一同前往日本暂避风头。 在日本期间，梁宗岱和沉樱过着专注于创作的生活。梁宗岱的创作理念偏向西方象征主义，注重形式美和语言的音乐性；而沉樱则更偏向现实主义风格，关注社会议题。 1935年，两人回国正式结婚。婚后的生活初期充满了文学与爱情的浪漫色彩。然而，随着第一个女儿的出生，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梁宗岱为女儿取名＂思薇＂，这个名字背后暗藏着对他在法国前女友＂白薇＂的思念。虽然沉樱没有当面质疑，但这件事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随着第二个女儿的出生，沉樱的精力被家庭琐事占据，再也无暇顾及文学创作。她从一个备受尊敬的才女逐渐转变为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而梁宗岱依然保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男性的通病——认为女性应该以家庭为重，男性的责任仅限于养家糊口。随着时间推移，昔日的文学伴侣关系逐渐淡化，两人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 1942年，梁宗岱的父亲在广西百色去世。当时，沉樱正怀着第三胎，不便长途奔波，梁宗岱只好独自回乡奔丧。谁能想到，这一离别竟成为了他们婚姻的转折点。 在百色，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梁宗岱被朋友劝说去看戏散心。起初他不以为然，但一位名叫甘少苏的花旦登台后，他的态度立刻改变。甘少苏清脆悦耳的嗓音和曼妙的身姿深深吸引了他。戏剧结束前，他便迫不及待地去后台结识了这位女伶。 甘少苏向梁宗岱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幼时被卖入戏班，十四五岁时被当地地痞强行霸占，后又被转送给一名军官。表面风光，实则在军官家中饱受其妻妾的折磨和排挤，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最终只能重返戏班谋生。这番说辞触动了梁宗岱的怜悯之心，文人的侠义精神油然而生，他当即决定帮助甘少苏摆脱困境。 经过与军官的周旋，对方开出了三万大洋的天价。尽管金额惊人，梁宗岱还是毫不犹豫地付了钱。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军官收钱后仍不甘心，竟派人将梁宗岱一顿痛打。这一事件很快登上了广西日报的头条：＂知名教授梁宗岱为一女伶上演全武行，掷三万大洋为其赎身，金屋藏娇。＂ 新闻传开后，在文化界引发轩然大波。昔日与梁宗岱交好的文学圈友人态度分化，有人理解他的侠义之举，但更多人对这位北大教授的行为表示失望。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道德操守的要求极高，梁宗岱这一举动无疑触犯了公众对文人的道德期待。面对纷扰的舆论，1943年3月，梁宗岱竟在报纸上刊登了与甘少苏结婚的声明，这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伦理与责任的大讨论。 远在重庆的沉樱，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当她看到丈夫为女伶赎身的新闻时，起初以为只是丈夫见义勇为的行为。然而，当看到梁宗岱与甘少苏结婚的公开声明时，她彻底崩溃了。 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沉樱没有哭天抢地，而是迅速收拾行李，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离开了这个曾经充满幸福的家，只留下一张写有＂永不复见＂的字条和那份刊登着梁宗岱与甘少苏结婚声明的报纸。 当梁宗岱带着甘少苏回到重庆家中，发现家徒四壁、妻女不见踪影时，他暴跳如雷地吼道：＂拿孩子要挟我？我可以再生！＂这句话被后来探望的朋友听到，传开后更加重了文化界对他的批判。 沉樱离家后不久生下了儿子梁思明。她没有向任何人寻求帮助，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抚养三个孩子。后来，沉樱远赴台湾，在一所学校教书为生，靠着微薄的薪水支撑起一个家庭。 沉樱对三个孩子的教育非常成功。多年后，全家移居美国，子女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成就。梁宗岱的两个女儿偶尔会回国探望父亲，但当梁宗岱表达想见儿子的愿望时，女儿们只能转达梁思明的话：＂他永远不会原谅一个从未尽过父职，却伤害了母亲的人。＂ 即使在梁宗岱临终前，沉樱和梁思明也未曾回来见他最后一面。这场始于1943年的永诀，真的成了一生的别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