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国民党战犯们开始新生，但文强，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却顽固抵抗改造，他是毛泽东的堂侄子，与毛泽覃是儿时伙伴，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和共产党骨干，但因背叛革命成为特务被关进功德林。 尽管管理人员多次要求他写悔过书，文强拒绝，并抱怨他的亲戚和领导没有教育好他，认为他们应该写悔过书。 文强的消极态度和拒绝悔改让他在狱中度过了26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尽管他的身份特殊，但他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无法逃脱应有的惩罚。 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大地主家庭，父亲开明，与孙中山等是好友。 他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中学时代与毛泽覃是同学，与毛泽东兄弟感情深厚。 1925年6月，文强加入中共青年团，参与长沙学生运动，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成为林彪的班长。 在黄埔军校期间，文强因能力出众结识周恩来，担任其速记员并得到赞赏。 由此，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他也受到邵子力的欣赏，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具有双重党籍的人。 然而，在“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蒋介石进行“清党”，规定学员不许跨党。 这一事件对文强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黄埔军校，文强这样的双重党籍学员众多，他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毕业后，他追随朱德、贺龙参与北伐和南昌起义，但起义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文强凭借母亲的金圈子找到党组织，开始担任要职。 1931年，文强因叛徒出卖被捕，虽逃脱但受到党内处分。 他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却未能与他会面。 最终，四川省委开除了他的党籍，文强的中共奋斗历程结束。 1933年，文强夫妇因在上海申诉无果而暂时回到湖南老家。 为谋生计，他在一所当地小学执教，并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小诗，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久，他担任了湖南《建设日报》的总编辑和《少年通讯社》社长，该社的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 然而，在文强把记者生涯搞得有声有色之际，一个意外发生了。 1935年，一艘日本兵舰驶入湘江，停在橘子洲头武力示威。 湖南军阀何键竟委派官员和记者向日本人献媚，文强怒斥何键卖国，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 何键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文强被迫从长沙逃到了南京。 在那里，他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廖宗泽引荐文强去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做事。 戴笠初见文强，得知他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时期的经历，大为赞赏，极力说服他再次加入国民党，并邀请他到浙江省警察学校任职。 文强加入了军统局，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一路从警官学校的一个教员做起，从尉官、校官晋升到少将，颇受戴笠倚重。 在抗日战争中，38岁的文强因为策动华北地区100万伪军反水有功，再受提拔，成为国民党内最年轻的中将。 然而，在国共争夺东北期间，文强被委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他与杜聿明相识并相处得很好。 但随后，文强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最终，在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中，文强被俘。 1950年，文强被关入北京的功德林监狱，开始战犯生涯。 他拒绝悔过，多次与管理人员冲突。 然而，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他意识到国民党和美军的失败非偶然，正义和民心决定战争胜负。 在狱中，他阅读革命书籍，受到新中国成就和人民新风貌的深刻教育。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文强未列入首批特赦名单，他对此不满。 尽管他曾在军统工作，但从未出卖或残杀共产党人。 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文强在多个监狱度过，未获自由。 他坚信自己无罪，拒绝写悔过书。 1974年，经周恩来提议和毛泽东批准，所有在押战犯被无条件释放。 1975年3月19日，文强和其他战犯终于获得自由。 特赦之日，文强百感交集，写下一首七律《顽石点头难》，表达对自己一生的审视。 文强出狱时，周恩来已病重，仍接见了他，责怪他未早写悔过书。 文强出狱后，面临人生选择，决定留在大陆并定居北京。 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连任15年小组长。 1983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祖国统一，撰写回忆文章和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5年，他赴美会见老友，宣传国内发展，拒绝台湾定居邀请和巨额财产，坚守信仰。 2001年，文强以94岁高龄辞世，留下传奇一生。
墨絮菲华
聪明人